1樓：妖精姬朵
心燈 連日不住的狂風，
吹滅了空中的太陽，
吹熄了胸中的燈亮。
內炭坑中的炭塊呀，悽容
涼！空中的太陽，胸中的燈亮，
同是一座公司底電燈一樣：
太陽萬燭光，我是五燭光，
燭光雖有多少，亮時同時亮。
放學回來我睡在這海岸邊的草場上，
海碧天青，浮雲燦爛，衰草金黃。
是潮裡的聲音？是草裡的聲音？
一聲聲道：快向光明處伸長！
有幾個小巧的紙鳶正在空中飛放，
紙鳶們也好象歡喜太陽：
一個個恐後爭先，爭先恐後，
不斷地努力、飛揚、向上。
更有隻雄壯的飛鷹在我頭上飛航，
他在閃閃翅兒，又在停停槳，
他從光明中飛來，又向光明中飛往，
我想到我心地裡翱翔著的鳳凰。
郭沫若的《心燈》表達了什麼思想感情
2樓：回憶
對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熱切追求與,以及對革命前途的堅信,對創造理想的樂觀,等等,強烈地反映了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革命的願望、要求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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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燈第一小節表達了郭沫若怎樣的心情
3樓：忍冬
詩人從在他「頭上飛航」的「雄壯的飛鷹」想到他「心地裡翱翔著的鳳凰」，表現了當時的有志青年的奮發的樂觀主義色彩蓬勃進取的精神和詩人自己的飛揚凌厲的朝氣。讚美時代青年對 黑暗現實、陳腐傳統的徹底反抗與破壞，對自由解放、光明新生的熱切追求與，以及對革命前途的堅信，對創造理想的樂觀，等等，強烈地反映了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革命的願望、要求和理想，
郭沫若的女神和惠特曼的草葉集的異同比較 屬於比較文學中的哪一塊
4樓：喬木查
惠特曼的《草葉集》對郭沫若的《女神》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郭沫若曾說：「當我接近惠特曼的《草葉集》的時候，正是『五四』運動的那一年，個人的鬱積，民族的鬱積，在這時找到了噴火口，也找到了噴火的方式，我在那時差不多是狂了。
」[1]「他那豪放的自由詩使我開了閘的作詩的慾望，又受了一陣暴風雨般的煽動。我的《鳳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等，便是在他的影響下做成的。」[2]
一.黑暗勢力的摧毀
惠特曼的民主精神首先表現在廢奴立場上，詩人以極大的熱情支援廢奴戰爭，為北方聯軍的勝利戰鬥吶喊。內戰前的《麵糰人之歌》(1850)和《在朋友家裡受了傷》(1850)勇敢地揭露了奴隸主和他們的代言人。在南北戰爭時期，詩人的詩篇是革命的號角，歌頌反對奴隸主戰士的英勇行為，把林肯當做反蓄奴制的戰士、民主的代表來描寫(《當紫丁香在庭中開放的時候》、《啊，船長，我的船長喲》)。
內戰後，詩人批判了資產階級民主和道德的墮落，鞭撻了資產階級各類人物的殘酷和貪婪(《致**》)。詩人對蓄奴制下慘遭壓迫的黑奴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自己之歌》中，作者描寫了他怎樣救助一個為爭取自由而受傷逃亡的黑奴，讓他復元後到北方去，而且讚歎了黑人健美的身軀、聖潔的靈魂和遠大的前程。在《敲吧！
敲吧！鼓啊》這首詩中，作者用誇張的手法把戰爭放在首位，奮勇走上前線。詩人還把目光投向世界，寫下了一些聲援歐洲和世界人民革命的詩篇，如《歐羅巴》、《永掛在心頭的一個思想》、《向世界致敬》等。
這充分表現了作者對爭取自由的鬥爭充滿勝利信心的樂觀主義精神。
郭沫若《女神》的民主精神首先表現在對一切阻礙新生和解放的黑暗腐朽勢力的極端痛恨上，併力圖將他們摧毀。《風凰涅槃》對整個舊世界發出強烈的詛咒和控訴，把舊世界比作「屠場」、「囚牢」、「墳墓」；對宇宙萬物發出「天問式」的質問，正是詩人對現實失望和憤慨情緒的曲折反映；在滔滔淚水中傾訴悲憤，詛咒了五千年來中華民族沉睡、哀朽、死屍似的生活。郭沫若對舊中國的黑暗並非只是蒼白的展示、無力的呻吟和悲觀的嘆息，現實的沉痛和爭取解放的艱辛激發他詛咒、反抗黑暗社會的戰鬥豪情。
在《立在地球邊上放號》一詩中，詩人寫道：「啊啊!我眼前來了滾滾的洪濤喲!
啊啊!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喲!啊啊!
力喲!力喲!/力的繪畫，/力的舞蹈，/力的**，/力的詩歌，力的rhythm(律呂)喲!
」詩人頌揚「不斷毀壞，不斷創造，不斷努力」，實際上是頌揚「五四」時期那種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總之，惠特曼和郭沫若都以戰鬥者的姿態向黑暗的現實搖旗吶喊、衝鋒陷陣，《草葉集》和《女神》吹響了摧毀舊世界的戰鬥號角。惠特曼生活的時代特徵是反蓄奴制度，而郭沫若生活的「五四」時代特徵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啟蒙」與「救亡」成為中國的「雙重」時代主題。因此，「女神」所肩負的歷史重任顯然比「草葉」沉重和艱難。
惠特曼作為資產階級民主詩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是他文藝思想的核心，他對社會缺乏具體的階級分析。郭沫若則不然。雖然「五四」期郭沫若的文藝思想的主軸是經過改裝後的泛神論思想，社會主義思想還沒有在他的文藝思想裡生根開花，但正如詩人所說：
「十月革命對我是有影響的——雖然沒有到太陽，但對太陽的熱和光已經感受到了。」[3]思想上浸潤著社會主義素質的郭沫若對社會黑暗面的揭露顯然比惠特曼深刻得多。
二.理想世界的藍圖
惠特曼一生酷愛民主自由，他以民主歌手自任，憧憬正義、自由、友愛的民主國家。在《斧頭之歌》中也抒發了民主的思想，設計了一個「偉大的城池」：那是一個富足繁榮的地方，「沒有奴隸」，市民「勤儉謹慎」，人人平等，**、市長是人民的公僕，婦女與男子的權利相同，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人人相親相愛。
這種理想社會雖然塗抹了空想社會主義的朦朧色彩，但充分露了美國南北戰爭前夕北方資本原始積累和南方蓄奴制的殘酷性。詩人把這種理想作為政治立場和民主信仰的藝術表述，客觀上否定了現存社會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在《火路之歌》中，詩人直接呼喚為民主而鬥爭。
詩中寫道：「走啊!帶著力量，/自由，大地，暴風雨，/健康，勇敢，快樂，自由，好奇；/走啊!
從一切的法規中走出來!/從你們的法規中，/啊，你們這些盲目的和沒有靈魂的神父喲!」
郭沫若的《女神》不僅吹響了向舊世界進軍的戰鬥號角，而且是熱情謳歌民族和祖國新生的華麗篇章。「五四」運動的爆發，使整個中國呈現出嶄新的氣象。祖國新生的景象，也鼓動他自我新生的信心和勇氣，燃起了他棄舊圖新的強烈願，寫下了《鳳凰涅槃》這不朽的時代頌歌。
它既是詩人的涅槃，也是中華民族的涅槃。用詩人自己的話說，它「象徵祖國的再生，同時也是我自己的再生」 [4]。儘管當時詩人對新社會的圖景和構架還十分朦朧，但在當時卻鼓舞著「五四」的時代青年，「把他們的心絃撥動，把他們的智光點燃」(《女神·序詩》)，「唱起歌來歡迎新造的太陽」(《女神之再生》)。
總之，惠特曼和郭沫若這兩個時代的歌者，在各自的思想基礎之上構築理想的大廈。惠特曼從人道主義思想出發，人生的目標、社會理想都籠罩在「博愛」的光環下，他所展示的「充滿著永恆的夥伴之愛」的「偉大的城池」只是一個虛幻的世界。由於離開對社會本質的正確剖析，他的政治思想和樂觀主義顯得空洞。
郭沫若「五四」時期的思想盡管比較駁雜且以泛神論思想為主軸，但畢竟在「五四」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的浪潮的衝擊下受到「民主」與「科學」思想的洗禮，而且受到十月革命的影響，感受到「太陽的光熱」。因此，《女神》對新世界的理想構架雖然有些朦朧，但卻因對舊世界的深刻揭露而使他理想的大廈，在破土動工時地基深厚。
三.人與勞動的頌歌
資產階級從文藝復興開始就竭力肯定人的價值，歌頌人的力量，以反對封建教會的神本主義。人本主義思想在惠特曼的《草葉集》和郭沫若的《女神》中都得到了新的發揮。
惠特曼在《自己之歌》、《斧頭之歌》等詩篇中描寫了從事各種勞動的工人、農民、漁夫、水手、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生活和鬥爭。在《職業的歌》一詩中，詩人寫道：「你美國男女工人們，/有你們自己神聖的、強健的生活，/其他任何東西都應該讓給這種男人和女人。
」在歌頌勞動人民的同時，詩人歌頌了勞動的偉大意義。在《開拓者喲!啊，開拓者喲!
》中，作者謳歌了開拓者不畏艱險，征服自然的雄姿。
「五四」時期，在「民主」與「科學」精神的燭照下，「人的發現與覺醒」彷彿初生的朝陽照亮了一切、啟用了一切。郭沫若的《女神》就是一組「人」的讚歌，詩人把對「人」的頌歌投射到對自我、對勞動者的詠歎上。《晨安》裡，詩人張開想象的翅膀，向宇宙一切新生的景物和叛逆者道晨安，「他有如一個巨人，腳踏喜馬拉雅山，身披白雲，沐著晨風，俯瞰著江河海洋，長城曠野，呼喚著年輕的祖國，先驅俄羅斯，東方的各民族，呼喚著大西洋畔的新大陸和他的開國者，呼喚著為民族解放的詩人、戰士」[5]。
在《地球，我的母親》詩中，詩人讚美「炭坑裡的工人」和「田地裡的農人」，把煤礦工人稱為「全人類的普羅米修斯」，把農人稱為「全人類的保姆」，表現出對他們的敬慕。在《輟了課的第一點鐘裡》頌揚了清潔工人。這種對勞動人民的崇敬和傾慕，是追求新生、改造自我的動力，明顯表現了「五四」時期「勞工神聖」的思想。
詩人如此熱情地追求、讚頌個人和民族的新生，完全出自對祖國的熱愛。
惠特曼和郭沫若在詩集中雖然都對勞動人民進行了熱情讚頌和著力描繪，但又不同。惠特曼受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博愛」光環的迷惑，沒有看到勞動人民和剝削階級的根本對立，他對受苦的勞動人民僅僅是同情。而郭沫若則不同，在「五四」民主思想影響下，「勞工神聖」的思想已影響著人們的思想，郭沫若對勞動、勞動人民的歌頌完全是發自內心的肺腑之言。
如果說惠特曼對人的頌揚尚有自然主義的描寫成分，那麼郭沫若則力求避免這些描寫給作品帶來的消極影響，而著力寫人的「偉力」。
四.對科學技術、文明進步的肯定
當歐洲的風車和機車在太平洋海岸奏起轟隆絕響的工業革命的交響樂時，科學與技術的理性旋風盪滌著整個美洲。惠特曼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從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頌揚了科學技術給美國帶來的科技文明。他讚歎科學的威力：
「看啊!/明察秋毫巍然高聳的科學，/如同高峰上俯視現時代，/連續發出絕對的命令。」(《常性之歌》)他稱道化學家、地質學家、數學家的工作，要「為實用科學歡呼」(《自己之歌》)。
「五四」知識分子認為民主和科學是推動社會進化和文明進步的兩大力量，「若舟車之兩輪」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沒有民主，就無法擺脫「奴隸之羈絆」，就沒有人的「解放」和社會的進步；沒有科學，就會陷人「迷信」、「無動妄作」而不能自拔[6]。在「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下，實用論、懷疑論、未知論的方法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等理性思想使他們在思維活動中力求達到思維的清晰。
郭沫若在《女神》詩集中充溢著理性的精神，對科學和技術進行了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讚揚。在《筆立山頭展望》一詩中熱烈歌頌都市物質文明。詩中寫道：
「黑沉沉的海灣，/停泊的輪船，/進行著的輪船，/數不盡的輪船，/一枝枝煙筒都開著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紀的名花!/近代文明的嚴母呀!
」如果說惠特曼歌頌的是科學技術、工業文明的本身，而郭沫若則歌頌的是科學技術、工業文明的一種偉力。這正是兩位詩人的最大不同，這既是詩人所處的時代環境、地域環境、民族本性使然，也是詩人自身的政治觀點、哲學思潮、文藝思想和創作個性不同使然。
五.自然風光的圖畫
《草葉集》中有許多描繪自然風光的詩，無論是雄偉的自然現象，還是那細微的生命跡象都能激起詩人的讚頌之情。山川曠野、纖草弱枝，都顯示著奇蹟般的美，都是宇宙之謎的啟示。詩人說：
「我的腳在大地上踐踏流露出一百種感情，/我盡最大的努力也不能寫出使他們滿意的敘述。」(《自己之歌》)惠特曼認為，大自然「不是小的主題」，「人們希望詩人表現的，不只是這些不能說話的實物所固有的優美和莊嚴——他們希望他揭示出溝通現實與他們靈魂的道路」(《草葉集》序言)。所以，惠特曼並不是從唯美主義出發，單純描寫大自然的美，也不像歐洲某些浪漫主義作家描寫自然是為了消極遁世、迷戀過去，表現出種種神祕悲觀的情緒，而是通過對大自然的讚頌，表現勞動者和大自然的和諧以及充滿生機活力的美國人民蓬勃向上的活力。
詩人呼喚大海：「請以多情的浪潮向我衝擊，我定能以同等熱愛報答你，/叱吒風雲，任性而風雅的大海啊，/我也是簡單而又多樣，/願和你融為一體。」
郭沫若視自然為朋友、愛人、母親。如果說惠特曼的自然風光詩力圖表現人和自然的和諧，那麼郭沫若的自然風光詩則力圖將自我融化到自然中去，或對物傾談，或化物為我。他的自然風光詩中，跳動著強烈的生命、火熱的情感和無窮的創造力。
在歌頌自然的詩中，歌頌太陽的詩最多，也最能體現詩人憎惡黑暗、追求光明的精神。在《太陽禮讚》中，詩人用全部的熱情去迎接那「光芒萬丈」的太陽，他請求太陽，「把我全部的生命照成鮮紅的血流」，「把我全部的詩歌照成金色的浮漚」。在《日出》中，詩人願意做太陽的「運轉手」，用「亞坡羅」的雄光把一切的暗雲驅除淨。
同惠特曼一樣，郭沫若的自然詩中也洋溢著積極、樂觀、向上的精神，折射出詩人熱愛祖國、追求光明、自由和新生的思想。在《心燈》中，詩人從金黃色的衰草中聽到「快向光明處生長」的急切呼聲，看紙鳶在空中飛翔便覺得那是在「不斷地努力、飛揚、向上」。
點亮心燈是誰唱的,點亮心燈記敘文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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