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最大的烏龍是怎麼形成的

2021-03-04 04:45:51 字數 2942 閱讀 5323

1樓:半山樹

也許我們不能從歷史中找到答案,但一定能從中找到靈感。歡迎關注「指尖上的歷史」,謝謝您給原創作者的鼓勵!

果不出劉惔所料,平蜀之戰使得桓溫聲名大振,膜拜者越來越多,輔政的會稽王司馬昱開始有些恐慌並忌憚不已,擔心他日後難以控制。便著急跟褚蒜子商量,並提議讓大名士殷浩參與朝政,以期能對桓溫有所抑制。

殷浩?褚蒜子一開始有顧慮,用名士擔任朝廷**在本朝有過先例,倒也正常,只是這位殷浩先生並不有意於官場,隱居民間只想做個學術大佬。朝廷妥不妥委以重任?

他能不能不承擔起要務?褚蒜子吃不準。因為坊間流傳著殷浩一個很有名的故事,有人問殷浩:

「都說先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無所不通無所不能,能解個夢嗎?將要做官而夢見棺材,將要發財而夢見大糞,這是為何?」殷浩回答:

「官本是臭腐之物,所以將要做官而夢見死屍;錢本是糞土,所以將要發財而夢見糞便。」

然而司馬昱卻極力推薦說:「啟稟太后,殷浩見識度量清明高遠,負有美名,尤其精通玄理,被那些風流辯士們所推崇,是我朝學術界領袖。他隱居荒山將近十年,人們都將他比作管仲、諸葛亮。

王濛、謝尚還以他的出仕和退隱的動向,來預卜江東的興亡,甚至嘆息殷浩如果不問世事,如何面對江東百姓!」

褚蒜子驚訝地問:「哦,還有這事?」

司馬昱繼續說:「這樣的人才不被我朝所用,豈不是白白浪費?我們請他出山,一來招徠賢才為我朝所用,二來在力量上可以制衡桓溫,可謂一舉兩得。」

礙於殷浩是司馬昱的好友,又鑑於他是江東的清談領袖,用他來壓一壓桓溫的氣勢倒是可以值得一試。褚蒜子終於簽發太后詔令。

但殷浩似乎並不領情。於是司馬昱又苦口婆心寫信勸說:「殷兄啊,國家正當危難,足下見識廣博,才思練達,為國所用,足以經邦濟世。

如若再存謙讓之心,一意孤行,本王擔心天下大事從此將要完結。如今國家衰微,朝綱不振,一旦亡國,恐怕死無葬身之所。由此說來,足下的去留就關係到時代的興廢,時代的興廢事關社稷存亡。

足下長思靜算,就可以鑑別其中的得失。希望足下廢棄隱居之心,遵循眾人之願。」

不知是殷浩真的不願意出來從政,還是對自己沒信心,總之再三辭讓,從太后簽發的三月直至七月,才勉強接受徵召。殷浩出山的訊息傳到建康,舉國沸騰,大街小巷都在歡呼:晉朝有救了。

這訊息傳到荊州,桓溫正在官署議事。屬官們都為他感到憤憤不平。殷浩?桓溫剛喝了一口茶水,結果當場就笑噴了。大家都被他搞糊塗了,難道桓君侯渾然不在乎?

「諸位,殷浩,我瞭解他,理論專家,嘴上功夫可以,治國理政不行。」桓溫擦了擦嘴,一臉的不屑。

司馬袁巨集有些不服氣,辯道:「治國理政也不是非得武將才行,文臣也有文臣的優勢,更何況很多政績是靠說出來的。」

桓溫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說:「你可知中朝的王衍是怎麼死的?死前石勒是怎麼對他說的?」

袁巨集被問的啞口無言。

「你鑽研歷史,應該懂的。王衍被石勒俘虜後,向敵方陳說了西晉敗亡的原因,並推卸責任不在自己身上。因為自己年輕時就不喜歡參與政事,想求自身避免禍患。

結果遭到石勒大罵,說他名聲傳遍天下,身居顯要職位,年輕時即被朝廷重用,一直到頭生白髮,怎麼能說不參與朝廷政事呢?整天清談,誤國誤事,破壞天下,正是他的罪過。」

「對了,這個故事你一定會知道,但另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我好友庾翼生前跟殷浩交情不淺,在前方主持北伐的他曾給殷浩寫信勸他不要沽名釣譽,要敢於承擔國家大事。」

庾翼曾敏銳地感到當今江東社稷安危,內政委託褚裒、何充等諸位重臣,外事依仗庾氏、桓氏等幾戶大族,只怕難保百年無憂,國家破滅,危在旦夕。當代的大業,還須靠當代的傑士去完成,他責怪殷浩為什麼一定要盲目追尋古人的風範,勸他不要像王衍那樣,只會遭到人們的鄙薄。你殷浩既是名位顯赫,就該努力光大名教,全心治理天下,使亂世得以安定。

作為政治對手,殷浩的出山並沒引起桓溫多少的嫉妒和擔憂,倒是這段時間內朝廷「外難未弭,內弊交興」的現狀讓桓溫很是焦慮和深思,他在苦苦思索著究竟是何種力量導致中原淪陷,是何種原因導致北伐未能傾盡全力。

深思熟慮後,他上奏朝廷提出了著名的《七項事宜疏》。這道奏疏將目前東晉朝廷內部的幾大矛盾和急需解決的問題都做了一一羅列和分析,鍼砭時弊,鞭辟入裡,尤其提到要大膽提拔使用寒族人士,為國家效勞效力。

東晉王朝在用人上,凡是阿貓阿狗,只要你有一定的門閥地位,都可以出仕為官。而且越會清談越吃香,說空終日,不務實際,雖說談道,實長浮華空談之風,而且世人都認為這樣做是對的。名實不符者比比皆是,空談浮華之惡習遍地開花。

通過提拔務實的想做事的寒門子弟,也許可以改變這個現狀。

奏疏裡,桓溫坦言了當時官場七大弊病,比如風行朋黨之爭,因政見不同而相互傾軋。「荊揚之爭」是東晉內耗的最大問題,從早期的王導和司馬睿,再到庾亮和陶侃。整個東晉朝廷內部被割裂成兩塊,這兩塊時時刻刻在較勁著,所以**集權在東晉實現不了。

比如冗官現象突出、辦事效率低下。東晉這個政權冗官現象突出,在很大程度上是「衣冠南渡」帶來的負面影響。人浮於事的直接後果是朝廷事務處理效率低下,辦事相當拖沓。

一個分散無法集權,又因冗官而人浮於事的**又如何能高效運轉呢?

還比如提出要重視機要政務,對公文案卷的處理要限制時日,有點類似於今天的即辦制,簡單事立即辦,複雜事限時辦,特殊事緊急辦。此外,還指出要明確長幼之禮,獎勵忠實、公正的官吏等等。

在這篇傳世的奏疏中,桓溫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最核心的一條:讓東晉寒門素族接受教育,給他們晉身之階。桓溫以雄渾的文筆論證一個道理:

士族高門把持教育會弊端叢生,要想富國強兵、光復中華只有一個途徑,那就是興辦教育、實現社會階層流動。用現代的眼光來看,要想擺脫歷史的宿命,必須有一個條件,讓教育普惠於國民,只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人比我們過的更好,才能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階層流動渠道,在這種不停的流動中,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會更加富強。桓溫這種不拘門第、選賢任能的言行,對當時以家世為標準選才的「九品中正制」,無疑是很大的衝擊。

因為東晉是典型的門閥政治,世族門閥完全壟斷**政權。九品中正製成為門閥貴族仕進、升遷和壟斷政治的工具,進一步確立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的政治準則,導致了「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的現象。高門士族世代擔任**美職,寒門青年則無進升之階。

閱過桓溫的奏疏,褚蒜子不禁暗自稱好,管仲曾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蒜子馬上批示給幾位輔政大臣:「治國經邦,人才為急,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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