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太公是殷周交替時的一個關鍵人物。以往，有關他的享年，從十歲到一百三四十歲⑴，什麼說法都有。究其原因，除了文獻記載的有限，更重要的還是缺少一個可資參照的年表。
另外，有關周文王等人的年齡問題，也有類似的情況，且與太公享年的研究有著密切的。現在好了，夏商周斷代工程找回了一個「失落的年表」⑵，我們正可據以進行新的探索。同時，由於我們的研究，只能算作斷代工程的「拾餘」，所以，也可從一個側面對「新年表」的正確性和適用程度，起到一定的檢驗作用。
一、太公享年的大體範圍 春秋以前的史料，如《尚書》、《易經》、《詩經》、甲骨文、金文等，沒有明確涉及太公年齡的內容。戰國至兩漢的著述，多把初見周文王時的姜太公，說成是一位老者，儘管在形容老的程度上各有不同。如《荀子》和《韓詩外傳》裡就說：
初見文王時的太公是「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渾然而齒墮矣。」《尉繚子》裡說：「太公望」年過七十「及遇文王」。
《孟子》說：太公和叔齊「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楚辭》說：
「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史記》說：「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
」《淮南子》說：「呂尚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衿。以類相慕。
」《說苑》裡有太公望「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等等。 然而，近日見到網上有一篇名為《姜太公之高壽》的文章（見新鄉歷史文化專欄），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意見，文中說： 顧頡剛先生的《太公望年壽》認為，古文獻中記載的姜太公年壽數，都是戰國時代齊國遊士的妄談。
「太公」原意為「老太爺」，但後人誤以為太公是長壽之意，正好像彭祖名字中有「祖」，老子姓名中有「老」，就誤以為彭祖、老子是年逾八百歲（似應為八十歲）的老人。而且從《詩經·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中所描寫的戰爭場面和搏擊的迅勇情況看，九十歲的老人是做不到的。所以顧頡剛推測，姜太公在牧野之戰時，年約三十，終於八十歲左右。
我們認為，要想深入研究太公的具體享年，首先也需要有一個大致的範圍，並且覺得，說「姜太公在牧野之戰時，年約三十，終於八十歲左右」，是很難讓人信從的，明顯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點： 首先，說太公高壽「都是戰國時代齊國遊士的妄談」不妥。正如我們前面所舉，荀子、尉繚子、孟子和屈原，都是戰國時人，又都說過太公高壽，但卻無一人是「齊國遊士」者。
其次，僅據《詩經·大雅·大明》裡的詩句「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的描寫，就認為「姜太公在牧野之戰時，年約三十」，顯然是想象的成分過多了。歷史上老當益壯征戰沙場的人不勝列舉。況且，「鷹揚」一詞，恐怕關鍵還要落實在一個「率」字上；太公本人，未必一定是要「身先戟斧」的。
第三，說「姜太公在牧野之戰時，年約三十」，實際上也就是說，姜太公在遇文王之時是二十歲左右。這不但和其它典籍不能相容，也不合情理。比如，太公的閱歷和韜略從何而來？
「呂牙在殷」和「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⑶該怎麼解釋？尤其是太公的女兒邑姜為「周王妃」（詳後），也都沒了著落。 第四，《史記·齊太公世家》裡說，「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比起荀子、屈原等人的說法還要長些，當另有所據，比如齊國的「史記」--《齊乘》之類。
因為，司馬遷是沒有可能看到《汲冢書·竹書紀年》裡所說，齊太公卒於周康王六年的。 總之，把「渭水垂釣」⑷時得遇周文王的姜太公定位成一位老者，並把他的享年初步定位於百年以上，無論是從情理上推想，還是從史料上參照，都要更妥當些。 二、關於文王的在位時限 為了進一步研究姜太公的享年，需要先確定一個「參照系」，就是周文王的在位時間。
因為，就目前所知，惟獨周文王的在位狀況，與姜太公的生平有比較明確的「系年」關係。 有關周文王的在位情況，《尚書·無逸》說：「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呂氏春秋·制樂》說：「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這是說執政時間長短的。
《古本竹書紀年》說：文丁（即殷紂王的祖父）十一年「王殺季歷（文王的父親）」，這是和文王即位有關的記載。有了這兩項史料，再參照「斷代工程」的新年表--文丁在位為十一年，即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其子帝乙（即帝紂的父親）即位，我們就可以把文王的在位期限，也定在公元前--年了。
另外，對於文王的卒年，也可以直接採用倪德衛先生的研究成果。倪先生依據《逸周書第二十三小開解》、劉歆《世經》等當中的有關天象，所得研究結論也說：「文王五十年，是公元前年。
」⑸ 把文王在位的第五十年定於公元前年，可使許多事件獲得明確而合理的解釋。首先是文王改元的時間。以往，有關牧野大戰之「十一年」（或十三年），是文王十一年，還是武王即位後改元的十一年，一直懸而未決。
現在，把文王終年定位於公元前年，就等於排除了武王即位改元「十一年」的可能性。因為，從公元前文王即位到公元前武王克商，中間也就五十五年，是容不下文王執政五十年再加上武王改元「十一年」，共六十一年的。 四、太公享年考略 要想確定姜太公的享年，我們以為須待討論的關鍵問題，實際上主要是三個：
一是太公前往西歧投靠文王時的那一年，年齡是多大？二是那一年是公元前的哪一年？三是太公卒於何年？
先談第一個問題，《荀子·君道篇》裡說： 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
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耶？則未嘗相識也。
以為好麗耶？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渾然而齒墮矣。 接下來，在《韓詩外傳》裡，亦有「以為嬌好耶，則太公年七十二，渾然齒墮矣」等幾乎完全相同的文字，不同的僅是把「州人」改成了「舟人」。
再稍晚，《史記滑稽列傳》裡，也有類似的說法： 《詩》曰：「鼓鍾於宮，聲聞於外；鶴鳴於皋，聲聞於天。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
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 由三宗史料可以看到，在荀況、韓嬰和司馬遷的心目中，太公見文王時的年齡，都是七十二歲。尤其是荀況，雖為趙人，但曾三作「稷下領袖」，其言必定源自齊人或齊典。
那麼，這一「認定」，能和其它有關的典籍相容嗎？我們說，可以的。比如，《說苑》裡有「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⑻的話。
《說苑尊賢》裡有：「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這裡「年七十釣於渭渚」、「年七十而相周」中的七十，因系整數，故可視其為約數。
又如《尉繚子·武議篇》裡有：「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眾，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能此合也？
」這裡所說的「過七十餘而主不聽」後「及遇文王」，也是支援太靠文王時是七十二歲的。當然，不同的說法也有，主要是兩種。一種是「太公八十而遇文王」，我們以為這種說法比較晚近，其中多有文學誇張的性質。
如李白的《樑甫吟》裡，就有「君不見朝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的句子，有論者也把其當著史料信從⑼，或是把「姜太公時年八十有三」當作史料應用⑽，就不足取了。二是有人主張「『七十』、『七十二』、『七十餘』均非具體數字，乃我國古代表示『至大無極』的一種神祕數字」⑾。落實到年齡上，如前所述，認為是古人用以表示年長的意思，並不能代表姜太公的年齡，太公當時的年齡應更小許多。
我們以為，把七十二歲減少十歲，或者二三十歲，也許並不影響太公老驥伏櫪的形象，甚至從生理上說，還更加合乎常情，比如牧野大戰之時他可以更年輕些。然而，僅憑想象得到一個數字，既無新發現的史料支援，又和現有文獻記載相牴觸，恐怕也是不足取的。 第二，是太靠文王的具體年分。
據前面「文王在位時間」的討論可知，機動的範圍並不大，也就是文王被從羑里放歸到其卒年，即公元前--共七個年頭的初年或次年。因為，即使排除神話性質的「同夢說」⑿不論，參照《尚書大傳》的「羑里營救說」、《楚辭·天問》的「屠偶識說」以及《鬼谷子·忤合第六》的「呂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等史料，都不難想象得到，太公和文王的相識，並非始於渭水之陽的魚釣。《太公六韜》和《史記周本紀》裡說的，太公和文王的初遇，是因文王做了一個夢，又經卜師占卜，結果果然在荒山野岸遇到了「坐茅以漁」的太公，是我們今天的人難以信從的。
比較之下，還是寧可相信《史記齊太公世家》裡的話： 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
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須密、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 另外，在《說苑·指武》篇裡，還有細節的記載：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
』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
『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文王曰：『善！
』遂伐密須氏，滅之也。」討論到此，初步的結論已經有了：即太靠文王之年，最大的可能應是文王從羑里迴歸的初年，即公元前年。
這年他是72歲；72加上，姜太公應生於公元前的年。 第三，是太公的卒年，相關的史料主要也是兩種。一是《史記·齊太公世家》裡說：
「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一是《古本竹書紀年》記有「周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今本竹書紀年》記有「周康王六年，齊太公薨」。不難看到，司馬遷的說法是「蓋」字當頭，無從追索；而《竹書紀年》的記載卻是定位明確，毫不含糊。
問題是，《竹書紀年》的這一記載，可信程度又如何呢？須得作進一步的考證。 眾所周知，出土於西晉汲郡（今衛輝）古冢的《竹書紀年》，宋代時已經亡佚。
今天所流行的本子，無論是「今本」還是「古本」，都是後人依據西晉以後的各種史籍彙集而成，難免真偽互見，參差不齊。不過，所幸的是，有關太公卒年的記載，卻是實證仍在，而且來路明確的。所謂實證，就是著名的「齊太公呂望表」碑文，碑文中有：
「（晉）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藏書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百一十餘歲。
」文中的「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正是今、古二本彙集之源。原碑雖已丟失，但「下真跡一等」的拓片，各大博物館均有收藏。所謂來路明確，又包括兩個環節：
一是該碑的落款清晰--「太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太康十年是公元年，距汲冢被盜的太康二年（一說太康元年或咸寧五年），中間只有八年。另據《晉書》束皙、荀勖、衛恆等人的列傳，《汲冢書》原為「蝌蚪文」竹簡，隨即被轉運收藏到了朝廷祕府，翻譯過程有相當的時間。
立碑人盧無忌，應是在京都洛陽的祕府，親自目驗了那支（或為兩支）「四十字」⒀的牘簡。碑文中有「太公之裔孫范陽盧無忌，自太子洗馬來為汲令」的文字，可為佐證。二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為公元前年，「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是在公元前年，也就是說，《汲冢書》確是在地下埋了近六百年的戰國真跡；周「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至少確是戰國時期，約略與荀子同時的魏國人的看法。
查核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周康王六年是公元前年，太公的享年應為公元前年--年，即歲。它和「齊太公呂望表」中所說的，「蓋壽百一十餘歲」也是相應而不悖的。此外，還可以參照《呂氏家譜》、太公故里（今衛輝太公泉鎮）人對始祖太公的祭祀，續加說明：
太公的誕辰是農曆八月初三，冥誕是農曆十月二十。一生經歷了商武乙、文丁、帝乙，帝紂和周武王、成王、康王等七代王朝，服務了包括殷帝乙、紂王和周文王在內的五位帝君。可以說，不但在中國歷史上，而且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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