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雲鵠不喜
解憂。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說的就是酒了。
排解愁緒。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中國古代文學4個美學特徵
2樓：填詞柳三變
中國古代文學的美學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情境交融的美學意蘊。
審美中常產生的活動形式有：一是觸景生情。在自然美的欣賞或以自然景物為反映物件的文學創作中，觸景生情是最普通、最常見的一種審美情感活動。
劉勰的《文心雕龍》說：「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
」這說明審美主體由於感受到不同的、變化著的自然景色，從而產生變動的、內容相異的情緒和情感活動。作家在觀賞自然景物時，會「聯類不窮」，形成豐富的聯想和想象，同時也會「情以物遷」，引起復雜的情感，如陸游重遊沈園，由眼前的景色而觸發起過去與唐琬在此相遇的回憶，從而發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的慨嘆，這就是對自然景物的聯想推動情感活動的一例。二是同情共鳴，當我們欣賞古典文學作品時，常常會對作品中人物的遭遇在感情上產生共鳴。
在共鳴中，讀者使自己的感情和作品中的人物及作者的感情相互交流、融成一片，愛作者之所愛，憎作者這所憎，甚至化身為作品中的一個人物，扮演一個角色。如看到《紅樓夢》中的林黛玉悲切地葬花時，讀者也不由得落下了同情的眼淚。三是移情感受。
移情感受是我們在讀作品時，因情感的能動作用而由自然事物的特徵與人的情感、活動的相似而形成的類似聯想。在這種聯想中，自然事物的形象特徵與人的感情活動在意識中完全融為一體，使人直感到自然事物本身也有了感情和活動，如「西風愁起綠波間」「菊殘猶有傲霜枝」等描寫，就是這一類的例子。
(2) 「和」的審美意蘊。
「和」是中國古代文學審美意識的集中表現。徐復觀先生認為，中國文化「走的是人與自然過分親和的方向」。這種人與自然的親和傾向，在《詩經》和唐詩宋詞等作品中都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如《詩經》開篇的《周南·關睢》，以水鳥和鳴起興，吟詠男女之間的戀情，即給人一種溫暖和諧，人與自然無限親近的感覺。《詩經》、唐詩中有多種型別的詩，有田園農事的、愛情婚姻的、征戰宴飲的等等，但無論哪一型別的，人與自然的融恰親和，都是其基本傾向所在。《小雅·采薇》寫出征戰士久役歸來的心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詩雖充滿悲怨，但那由自然界的春風秋雨的景象來體認人與自然生命之節律，感受宇宙自然之和諧的心態卻是顯見的。中國古代文學中經常表現出來的人倫親情之「和」，也具有深刻的美學意義。
在《詩經》時代，史伯、晏嬰、子產等都曾言「和」，在先秦諸子文章中也都常言「和」，他們或言自然事物之和，或言審美心理之和，或進入社會倫理層面而言和。特別是從孔子提倡「中和」起就包含著文學家對人倫親情之和的重視。否則，孔子就不會把「中和」美的思想概括在對《關睢》的評價上，他提出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命題為後世文學審美奠定了基本原則和標準。
而「和」的理論沒有古代文學藝術作品的藝術實踐和開掘，這種理論可能還是一個較為抽象、空洞的理論原則，很難化成一種深厚、親諧的美的感受。
(3) 悲壯的憂患意識與美。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憂患意識具體說主要表現在：一是孟子《盡心》篇所說的「民之大命在溫與飽」的民眾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出發，反抗剝削壓迫、橫徵暴斂的「庶民」憂患。二是「孤臣孽子」式的憂患，遠可追溯到周文王那裡，是周人德治精神、警天保民思想和居安思危、朝乾夕惕危機意識的體現。
近則是處於衰世、亂世的人們對即將崩潰的國家的政治危機和艱難人生的深刻體驗。但不管哪一類憂患，它們都不是繫於個人，而是與民族、國家命運緊緊聯在一起的。與憂患意識相關的「美刺」也是古代文學作品中常引人注意的一個問題。
「美刺」是中國古代美學的一個重要概念範疇，它最早是在《毛詩序》中得到完整系統的表述的。朱自清先生說：「『美刺』之稱實在本於《春秋》家。
公羊、苛褐卸嚶謾帷鄭燦小藍瘛幀薄1熱紜妒分械摹懊來獺本圖腦⒆乓允桑允痰撓腔家饈逗駝治關懷，這也正是後世文人提倡美刺精神的意蘊所在。憂患意識與美刺的結合正體現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表達的崇高、悲壯、優美、沉鬱的意境，有強烈的美感力量。
(4) 「比興」的藝術感染力
「比興」也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重要的美學特徵。關於「比興」，它並非僅是一種修辭手法，它更重要的是關係到作家基本人生觀和人生態度。前面談到的《詩經》、唐詩等的審美意蘊時，我們也曾談到人與社會的親和意識，而這正是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常常運用的一種理論，如觸物生情、託物寓情、感物吟志、情景交融中都通過「比興」表現出強烈的美的特徵。
比如說《詩經》的「比興」中就含有「引譬連類」的思維特色，這對後代文學作品就有重要影響。「引譬連類」最初代表的是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可追溯到遠古的宗教神話，後又隨先秦理性思潮興起而演化為一種十分流行的哲學思維方式，如《周易》立象盡意取譬明理的思維特徵，《國語·周語》的「物象天地，比類百則」及墨子的「類」「故」「理」的思維法則等，都體現了這一點。《詩經》的比興顯然也有這方面的意義。
孔子提出的「詩，可以興」的命題，即包含對《詩經》這種比喻方法和思維方式的認同。比興所內含的這種「引譬連類」的思維法則，實際上對後世文學中美學的發展帶來很重要影響。文學作品中以比興而提倡藝術的寄寓深永、含蓄而富有韻味、意境，這從常州詞派提出的「重寄託」、重「意內而言外」的比興主張以及王士禎等標舉的「神韻」之作中便能看出。
《詩經》《楚辭》等古代文學作品中比興手法的廣泛運用對中國文學作品中的「美」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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