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林林
《當代金融家》供稿一個崛起的大國總是有自己的執行軌跡和成長模式，在和其他大國的崛起模式相比中，有共性的成分，也有個性和特色。我國作為全球重要的新興市場之一，在快速崛起中，在展現出大國崛起中標誌性的一些特點的同時，也展現出有別他國的獨特現象。當前，對待這些現象，人們有共識，也有異議；有理解，也有質疑，各種看法比較多。
為幫助廣東讀者從經濟學視角認識和理解我國當前出現的一些經濟現象，本刊特約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副行長、經濟學博士徐諾金撰寫系列文章，從本期起，分別以《》、《怎樣看待我國的高投資率》、《怎樣看待我國國際收支的高順差》、《怎樣看待我國的低消費率》等連續發表對工業化程序中有關國家儲蓄率的時序資料和結構變動的比較研究，發現儲蓄率的提高是經濟階段演進的必然現象，是經濟增長過程的客觀規律。目前，我國的高儲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正常現象，是我國加快經濟發展的寶貴資源。儲蓄是資本形成的物質資源和基礎，是投資的先導，增加的資本形成只能**於增加的儲蓄。
因此，儲蓄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包括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哈羅德-多馬模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索洛-斯旺模型）、無限期界經濟增長模型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均揭示了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密切的正相關關係。儲蓄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這一點也得到了實證方面的支援。
國際貨幣**組織（imf，2005）基於46個國家（包括工業化國家、新市場國家和石油輸出國家）1972~2023年的面板資料進行的測算結果表明，工業化國家國民儲蓄率提高1個百分點，人均產出增長率可以提高1%；而新興經濟國家國民儲蓄率僅提高0.5個百分點，人均產出增長率就能提高1%。我通過對中國等13個發展中國家1978~2023年的平均儲蓄率與平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分析發現，發展中國家的gdp增長率與國民儲蓄率之間具有較強的正相關關係，相關係數高達0.
78。亞洲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儲蓄率高達30%~40%，這些國家的平均gdp增長率也都在6%9%的較高水平。而非洲、南美等發展中國家的平均儲蓄率僅為17%~20%，其平均gdp增長率也僅有1%5%。
儲蓄率的國際比較按照國際上通行的儲蓄率測度方法，儲蓄率是指一國國民儲蓄與該國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率，部門儲蓄率則是指某部門儲蓄與該部門可支配收入的比率。通過對有關國家儲蓄率的時序資料和結構變動進行比較研究，可以發現儲蓄率變化的一些特徵。（一）2023年代以來，國際儲蓄率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
國際儲蓄率從2023年的25.7%下降到2023年的21.4%，下降了4.
3個百分點。（二）儲蓄率增幅與收入水平呈反向變動趨勢，即收入越高的國家，儲蓄率增幅越小。1970~2023年間，低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儲蓄率分別上升了8.
5、6.8和0.4個百分點，而高收入國家的平均儲蓄率則下降了6.
1個百分點。（三）經濟由發展中階段向發達階段邁進的過程中，往往伴隨著較高的儲蓄率。通過對全球35個國家和地區2023年以來儲蓄率的研究發現，過去30多年裡，起飛國家的平均儲蓄率基本處於上行狀態。
1970~2023年，起飛國家的平均儲蓄率從28%上升到34%。而且，起飛國家的平均儲蓄率明顯高於發達國家和其他國家，並且這種差距越來越大。90年代以後，一部分起飛國家或地區已經開始進入成熟階段，消費率開始提高，相應的儲蓄率有所下降，導致起飛國家的平均儲蓄率輕微下降，從90年代中期的37%的峰值下降到2023年的33%。
（四）國際經驗顯示，人均gdp的上升的同時儲蓄率也隨之上升，且在經濟水平較低的階段，儲蓄率往往低於投資率。錢納裡等（1975）對101個國家1950~2023年的資料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在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隨著人均gdp的上升，國民儲蓄率也在緩慢上升。而在人均gdp 較低的國家中，儲蓄率通常低於投資率，說明在經濟較落後的國家，往往需要外來資本流入以解決本國資本短缺問題。
中國儲蓄率的現實考察過去30年是中國經濟發展最為迅速的一段時期，也是我國儲蓄率上升較快、儲蓄結構發生明顯變化的時期。通過對我國儲蓄率時序變動及結構分析考察，可以發現：（一）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國民儲蓄率處於較高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儲蓄率總體上呈現波動上升態勢。其中1978~2023年，儲蓄率都維持在30%左右，但這一階段儲蓄率普遍低於投資率；而1993~2023年的多數年份，儲蓄率更高達40%以上，這一階段儲蓄率大於投資率。2023年，儲蓄率和投資率的差額已經擴大到8.
9個百分點。（二）分部門來看，我國的居民、**和企業都具有較高的儲蓄水平。通過對不同部門的儲蓄情況進行研究，可以發現我國的居民儲蓄率和**儲蓄率都具有較高水平，基本維持在30%左右；而企業儲蓄佔總儲蓄比重維持在40%左右水平，說明企業同樣具有高儲蓄傾向。
三個部門都具有較高儲蓄水平，導致了我國國民儲蓄維持在較高水平。（三）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收入分配逐步向**和企業傾斜，居民儲蓄佔總儲蓄比重逐步下降，**儲蓄和居民儲蓄佔總儲蓄的比重明顯上升。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收入分配體系中居民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逐步下降，而**和企業的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逐步上升。
2023年，我國居民、**和企業的可支配收入佔gdp比重分別為67.8%、19%和13.2%，到2023年分別變為49.
7%、23.6%和26.7%。
與此相對應，這一時期，居民儲蓄佔總儲蓄的比重下降了20個百分點，**儲蓄和企業儲蓄佔總儲蓄的比重則分別上升了4個和16個百分點。（四）2023年以來，我國國民儲蓄率的上升主要是歸因於**儲蓄和企業儲蓄的上升。2023年以來，我國國民儲蓄率出現大幅攀升。
2000~2023年國民儲蓄率上升了13.3個百分點。這一時期，居民儲蓄佔總儲蓄的比重下降10.
4個百分點，而**儲蓄和企業儲蓄佔總儲蓄的比重則分別上升了2個和8.4個百分點。因此，我國國民儲蓄率的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和企業儲蓄的增加，其中**儲蓄增加是由於**儲蓄率和**可支配收入雙雙上升，而企業儲蓄增加則是由於企業的未分配利潤大幅攀升。
規律性訊號有哪些（一）儲蓄率的提高是經濟增長的必然規律，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的過程中都經歷過高儲蓄階段。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在向發達國家轉變的過程中，都經歷過高儲蓄階段，例如日本、韓國等國家。日本在上世紀
六、七十年代具有較高的國民儲蓄率，而這段時間正是日本轉變為發達國家的重要階段。韓國在20世紀80年代同樣經歷了高儲蓄階段，而此時也正是韓國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的歷史時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許多低儲蓄的國家難以發展成為發達國家。
例如南美洲的許多國家，19世紀已經建國，並且沒有經歷第
一、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浩劫，然而這些國家經過100多年的和平發展，仍然處於發展中狀態，這與它們崇尚高消費、低儲蓄的模式是不無關係的。因此，高儲蓄階段其實是經濟發展中的一種必然規律，只有經歷了高儲蓄階段的國家才能實現經濟的騰飛，由不發達狀態轉向發達狀態，而持續低儲蓄的發展中國家很難轉變為發達國家。（二）儲蓄率的提高是經濟階段演進過程中的客觀規律，目前我國的高儲蓄是一種正常合理現象。
根據羅斯托在《經濟增長階段》中給出的五階段發展理論，經濟增長可以分為：傳統社會階段、起飛前階段、經濟起飛階段、趨於成熟階段、大眾高消費階段。對處於不同階段的國家進行研究可以發現，起飛階段國家的儲蓄率會隨著人均收入增加而增加，具有較高的儲蓄率水平；大眾高消費階段國家的儲蓄率會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儲蓄率維持在15%22%之間；成熟階段國家的人均收入和儲蓄率不相關，人均收入增加，但儲蓄率始終在30%與40%之間徘徊；處於傳統社會階段和起飛前階段的落後國家，儲蓄率非常低。
當前，中國正處於經濟起飛階段，高儲蓄是當前經濟發展中的一種正常合理現象。（三）儲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資源，儲蓄率的高低決定了經濟發展的快慢。雖然合理的消費水平和儲蓄水平是經濟在長期走向穩態均衡的重要條件，但當前的高儲蓄並不是制約經濟發展的因素，反而是促進經濟高速發展，最終走向穩態均衡的重要條件。
在向經濟發達國家的前進過程中，大量資本支援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而這些資本主要是來自於本國的儲蓄，因此高儲蓄既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變的過程中必然出現的一種現象，同時也是實現這種轉變的一個必要條件。當前我國出現的高儲蓄，其實正是為我國向經濟發達國家邁進提供了寶貴的資源，我們應該合理正確地利用這一資源。（四）高儲蓄對我國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是當前我國保持經濟高增長的必要保障。
根據世界銀行高階經濟學家高路易的觀點，中國年均10%的gdp增長率中，除了2%~4%的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外，其餘的6%~8%的增長率幾乎都是來自於資本積累的貢獻。而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雷斯科特的觀點，如果資本－產出比為3：1的話，則資本貢獻的6%~8%經濟增長率需要18%~24%的淨投資率。
再加上12%的折舊率，要維持10%左右的經濟增長率，中國需要儲蓄率達到30%~36%。1978~2023年，我國的投資率和儲蓄率都維持在30%~40%，同期我國的經濟增長率維持在10%左右，這一結果與上文的測算基本一致。2023年以後，隨著我國儲蓄率的進一步提高，2003~2023年我國的gdp年增長率都在10%以上，這說明儲蓄率的進一步提高，使得我國的經濟增長潛力也有所加大，實際經濟產出向潛在產出水平靠近，導致我國連續多年較高的經濟增長率。
（五）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任務較為繁重，高儲蓄為我國加快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提供了大好條件。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結構和居民生活水平都有了較大的提升。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國家的現代化程度與城市化水平同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在未來的幾十年裡，推動我國的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仍是我們面臨的一項長期而艱鉅的工作。要實現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投資。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所需要的大量的投資，最終還是要**於國內的儲蓄，而且必須是較高的儲蓄才能滿足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投資需求。
因此，在當前我國經濟仍處於發展中階段的條件下，高儲蓄對我國的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我國加快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建設的大好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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