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匿名使用者
《法經》的產生是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在立法精神、法典體例、立法技術等方面開中華法系之先河，可謂成就斐然。但是由於法典的制定都還處於中華法系的啟蒙時期，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人類早期法律文化的共同特點。
簡樸性所謂簡樸性，是指構成古代法律秩序的法律規範體系並無科學的分類和層次，體現在法典的體例上就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實體法程式法不分。在《法經》和《十二銅表法》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從現存有關《法經》的史料來看，《法經》的主要內容是以罪名為基礎的刑法條文，如董說在《七國考》中引其《正律》中的內容「殺人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殺二人及其母氏。
大盜戍為守卒，重則誅。窺宮者臏，拾遺者刖。曰：
為盜心焉。」但是，也並不完全只是刑法，《唐律疏議》中說：「《囚法》今《斷獄律》是也，《捕法》今《捕亡律》也。
」可見《法經》中也有相當於刑事訴訟法的內容。而且《法經》把維護私有財產權的《盜法》立為首篇，其中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對某些民事關係的法律調整，只不過一如我國古代法律的特點，是以刑事手段來調整而已。從後人轉述的隻言片語中，我們仍是可以看到「拾遺者刖」這樣以刑罰調整民事法律關係的條文，因此筆者認為推定《法經》含有調整民事法律關係的條文的結論是可以成立的。
從內容上，可以認定整個《法經》是一部民、刑、刑訴諸法合體，而以刑為主的法典。從結構上看，李悝的立法思路也只是從其在魏國變法的最急切之處入手，先規定《盜法》、《賊法》；為了劾捕盜賊，再規定《囚法》、《捕法》；而後又將其他一些罪名統統收入《雜法》，最後將相當於後世的名例篇或刑法總則的《具法》列為尾篇。可見李悝在法典結構上還遠未達到中國封建法律體系高峰時的水平，尚處於比較凌亂的階段。
原始性及野蠻性
從整個人類文明史來看，《法經》與《十二銅表法》都是人類早期文明的產物。《法經》誕生於戰國初期，正是中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而《十二銅表法》更是誕生於羅馬奴隸制社會的早期階段。
因此，兩部法典便不可避免的帶有人類早期文明原始、野蠻的色彩，並在其條文中顯露無遺。雖然《法經》擺脫了《周禮》及《尚書·呂刑》中以刑統罪的刑法體系，改為以罪統刑，但是在對待刑罰的態度上卻沒有絲毫轉變。《法經》充分體現了法家重刑主義的思想。
首先，它繼承了《周禮》及《尚書·呂刑》中的各種肉刑如笞、誅、臏、刖、宮等，還規定了大量的連坐刑，如夷族、夷鄉等；其次，「重刑刑輕罪」。《法經》中稱「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
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還規定「窺宮者臏，拾遺者刖」，這樣規定的理由是「為盜心焉」。以上兩種表現，無疑使《法經》抹上了濃厚的暴力殺戮的色彩，散發出原始氏族征戰與統治的血腥氣息。
《》法經》的特點
2樓：靈星晨曦
《法經》產生於公元前5世紀。是李悝為魏文侯師時編纂的，這時正是中國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過渡時期。
其本質和特徵是：
簡樸性。這是指構成古代法律秩序的法律規範體系並無科學的分類和層次，體現在法典的體例上就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實體法程式法不分。《法經》的主要內容是以罪名為基礎的刑法條文，內容上，可以認定整個《法經》是一部民、刑、刑訴諸法合體，而以刑為主的法典。
從結構上看，李悝的立法思路也只是從其在魏國變法的最急切之處入手，先規定《盜法》、《賊法》；為了劾捕盜賊，再規定《囚法》、《捕法》；而後又將其他一些罪名統統收入《雜法》，最後將相當於後世的名例篇或刑法總則的《具法》列為尾篇。可見李悝在法典結構上還遠未達到中國封建法律體系高峰時的水平，尚處於比較凌亂的階段。
原始性及野蠻性。《法經》誕生於戰國初期，正是中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雖然《法經》擺脫了《周禮》及《尚書·呂刑》中以刑統罪的刑法體系，改為以罪統刑，但是在對待刑罰的態度上卻沒有絲毫轉變。
《法經》充分體現了法家重刑主義的思想。散發出原始氏族征戰與統治的血腥氣息。
3樓：**淡淡草季
作為東方古代最重要的法典，《法經》對中華法系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成文法典，但它並不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在《法經》之前，已經頒佈了很多法典，只是不過不太完善。《法經》成為以後歷代法典的藍本，它的制定者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改革家李悝。
戰國時期各國的變法很多，李悝也在魏國魏文侯的支援下進行變法，推行新政。其中之一就是制定了《法經》。《法經》不僅是中國成文法典的濫觴，也是中國封建刑法學體系的基礎。
從產生的時代來看，《法經》與《十二銅表法》都產生於公元前5世紀。《法經》是李悝為魏文侯師時編纂的，從李悝的生卒年月（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395年）可以推定《法經》誕生於公元前5世紀下半葉。而《十二銅表法》，是於公元前450年制定完畢，在公元前449年公佈的。
《法經》與《十二銅表法》雖處於同一時代，但由於兩者所處國家的歷史、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也在背景、淵源上呈現出巨大的差異。
《法經》產生於戰國初期，正是中國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時期，可以認定《法經》及《法經》所代表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新興的封建的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其內容是受封建的自然經濟關係所制約的。
根據現有文獻，最早提到《法經》的史料是由《晉書·刑法志》記錄下來的三國時期陳群、劉劭等人撰寫的《魏律·序》，其中有這樣的話「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晉書·刑法志》對《法經》有更加確切的說明：「是時（指魏明帝制定魏新律之前）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
」隨後《唐律疏議》中也有比較詳細的敘述：「魏文侯師於李悝，集諸國法典，造《法經》六篇。」《唐六典》注中也有類似的論述。
至明末，董說在其編著的《七國考》的《魏刑法》一篇中，引用了東漢桓譚《新論》中關於《法經》的一段論述，對《法經》作了更加詳細的闡述。自此之後，戰國時代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便被大多數學者認可。
但是，對於《法經》是否存在及有關《法經》材料的真偽，始終有學者有疑義，認為李悝著《法經》，戰國時代的法家著作及《史記》、《漢書》中都未提及，而且董說在《七國考》中所引的桓譚《新論》在南宋時就已散佚。因此懷疑《法經》是後人的偽作。對此，我國的一些學者，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系統的論證了《法經》的真實存在。
其中何勤華教授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在總結以往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對於流傳下來的文獻史料，只要沒有明確的證據證明其是偽造的，一般都應認可其真實性。對《法經》亦應如此。
」筆者對此持贊同觀點。
《法經》的歷史背景及其本質和特徵
4樓：匿名使用者
《法經》產生於公元前5世紀。是李悝為魏文侯師時編纂的，這時正是中國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過渡時期。
其本質和特徵是：
簡樸性。這是指構成古代法律秩序的法律規範體系並無科學的分類和層次，體現在法典的體例上就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實體法程式法不分。《法經》的主要內容是以罪名為基礎的刑法條文，內容上，可以認定整個《法經》是一部民、刑、刑訴諸法合體，而以刑為主的法典。
從結構上看，李悝的立法思路也只是從其在魏國變法的最急切之處入手，先規定《盜法》、《賊法》；為了劾捕盜賊，再規定《囚法》、《捕法》；而後又將其他一些罪名統統收入《雜法》，最後將相當於後世的名例篇或刑法總則的《具法》列為尾篇。可見李悝在法典結構上還遠未達到中國封建法律體系高峰時的水平，尚處於比較凌亂的階段。
原始性及野蠻性。《法經》誕生於戰國初期，正是中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雖然《法經》擺脫了《周禮》及《尚書·呂刑》中以刑統罪的刑法體系，改為以罪統刑，但是在對待刑罰的態度上卻沒有絲毫轉變。
《法經》充分體現了法家重刑主義的思想。散發出原始氏族征戰與統治的血腥氣息。
5樓：青青
它是中國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
建法典。戰國李悝總結春秋以來各諸侯國的立法經驗編纂。《法經》早已失傳，《晉書·刑法志》儲存了它的指導思想和篇目。
《法經》分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六篇。李悝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將盜法、賊法列於六篇之首。盜賊需逮捕囚禁，所以囚法、捕法主要是用以懲辦盜賊的法律。
雜法是對狡詐、越獄、賭博、**、淫亂、逾制行為的懲處。具法是關於刑罰的加重和減輕的法律。《法經》基本上是一部諸法合體而以刑為主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典，它初步確立了封建法典的基本原則和體系，對後世封建立法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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