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alphag的春天
中唐詩人元稹受杜嗣業之託，曾為杜甫寫作墓誌銘，說道：「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 此論曾於後代引起一場「李杜優劣」之爭。
有人揚杜抑李，有人揚李抑杜，也有人主張李杜二人不宜分優劣。筆者以為，誠如有人所言李杜二人所持創作方法不同，藝術風格不同，故不宜分出高下；但若論作品反映社會生活的深度與廣度，若論作者對國家和人民感情之深摯、對友誼的執著與珍視、對弱小之同情以及寧苦己以利人的思想境界等諸多方面，杜甫則是當之無愧的詩壇第一人。而這些寶貴的思想、感情和品德，無疑是東方文化的集中體現，這是杜甫為什麼能夠贏得後代如此眾多的追隨者和崇拜者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作為中國中世紀詩人的唯一代表進入世界文化名人之列的重要原因。
杜甫繼承的是儒家思想傳統，同時對儒家思想又有所批判。這種繼承與批判的結果是把個人與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更緊密地聯在了一起。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杜甫則無論個人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杜甫則不管有無官職，總是在為國家的政局而思慮不已。
儒家認為「上智下愚」，輕視勞動人民；杜甫則樂於同他們交往，對於他們的真誠率直給予熱情的歌頌，對於僕人也給予生活上的關照。儒家蔑視婦女，認為「女子難養」杜甫則對戰亂中的勞動婦女的不幸命運給予深切的同情，併為她們辯護。儒家的「華夷之辯」，表現了十足的民族狹隘性；杜甫則主張民族間和睦相處，不以殺伐相抗，珍視民族間的友好關係。
這些寶貴的思想觀念，不僅在當時，而且對後代，乃至對當今都具有深刻的意義，它也必將照耀於中華民族的未來。
杜詩的思想是博大而精深的。杜甫生活在大唐帝國由盛而衰的歷史轉折時期，****、階級矛盾和政治鬥爭都達到尖銳的程度，這在客觀上給他提供了詩歌創作的典型生活素材；加上他的艱難困苦的生活經歷，以及這種經歷給予他的密切觀察社會現實的機會和日趨清醒的頭腦；加上他個人對儒家入世思想和「仁政」「民本」思想的執著， 以及百折不回的倔強性格。這些主客觀條件使他創作出一部思想恢巨集的「詩史」。
杜詩思想之偉大，首先表現在貫穿於全部詩篇的高度的人民性上。「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 是全部杜詩的一條思想紅線。
把人民的痛苦作為主要的表現物件，並且投入了自己血淚沉深的情感，這在中國詩史上是罕見的。
以唐代詩壇而論，有的人也寫出了一些反映民瘼的作品，惜其感情深度不夠；也有人確實寫出了不少悲憤的憫人之作，惜其未能堅持始終，一旦政治上遭受挫折，便去「獨善其身」了。而杜甫從天寶十載（751）創作《兵車行》開始，直到大曆五年（770）的絕筆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20 年間始終把詩思引向苦難的人民，他以飽含淚水的筆墨，描寫了人民群眾遭受的兵役之苦，描寫了在繁重的賦稅壓迫下農村的荒廢、農民的逃亡，描寫了秦蜀路上流民的大批死亡，描寫了楚地百姓家徒四壁、賣兒賣女。穿過歷史的煙雲，我們至今猶能見到驪山腳下寒冬路旁那餓死者的慘白的屍骨，聽到白帝城外荒村野谷那被剝削得一無所有的哀哀寡婦的哭聲。
誠然，杜甫有一部分詩作表現的是個人的不幸遭遇，但他能夠由個人的不幸而想到人民的不幸，把個人的不幸放在社會人生的大不幸中加以表現。也休說杜甫僅以空文憫人，貧窮的他能拿出多少財物給人呢？他種有草藥，「藥許鄰人劚(zhú)」（《正月三月歸溪上有作》），他有棵棗樹，「堂前打棗任西鄰」（《又呈吳郎》）， 他在夔州東屯種了水稻，還要分一些稻米給窮苦的農民，「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
豈要仁裡譽？感此亂世忙！」（《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這些微薄之贈當然不足以濟民之困，但對杜甫來說亦足以表明他的愛民之心。
唯其有此愛民之心，方能創作出憂民之作。
那些對杜甫說三道四的高明的大師們，未必都肯拿出這些東西給別人！關心人民疾苦，這絕非僅具道德上的意義，從中國的歷史和國情上看，民生安定乃是維護國家統
一、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杜甫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對民生凋敝的現實發出感嘆並大聲疾呼的。這種思想對中國有永恆的指導意義。
杜詩思想之偉大，還表現在強烈而深沉的愛國熱誠上。如果說熱愛祖國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思想品質，那麼一部杜詩則是這種思想品質的集中表現。杜甫對國家的命運是無比關心的，國家時局的每一次變動、軍事上的每一次行動及後果，都在他的詩中留下了印記，他的筆簡直就是一架**記錄儀，日夜不停地擺動著忠實的毫尖。
大到安史之亂、吐蕃陷京，小至陳陶、青阪之役，地方軍閥作亂，無不反映於詩中，一些作品還能彌補史書之缺漏。杜甫反映時局並非被動地記錄，他常常在詩中提出自己的建議，比如固守潼關、增防蘆子關、限制回紇兵力、對朝政的改革措施，等等，無不表現他對國事的深思苦慮。他對國運的艱難每每發出迴腸蕩氣的嘆息：
「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宿江邊閣》）「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登岳陽樓》）「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謁先主廟》）在封建社會裡，王室、天子代表著國家，尤其是時當民族戰爭的特殊年代，朝廷的存亡更是意味著國家民族的存亡。所以，杜甫的愛國又常常與「忠君」聯在一起。
他切盼「北極朝廷終不改」，他憂嘆「風塵澒洞昏王室」，實質上就是愛國之情的表達。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杜甫不能拋開朝廷去謀求國家的興旺，他只能通過匡輔君王的方式去解脫民族的苦難。他的「忠君」是從愛國出發的，所以當他看到君王的所為有悖於國家民族的利益時，便寫詩批評、諷刺。他批評過唐玄宗的開邊政策：
「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前出塞》）「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兵車行》）並用「千村萬落生荊杞」的詩句指斥開邊戰爭給農業生產造成的巨大破壞,他批評過玄宗的奢侈腐化生活，「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
」（《詠懷五百字》），「朝野歡娛後，乾坤**中。」（《贈賀蘭釒舌》）,指出正是由於玄宗君臣的腐化墮落，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發生，對於昏無能的肅宗,他也給予了不少的諷刺,「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秦州雜詩》）這是諷刺肅宗不納忠諫，自以為是。
「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後不樂上為忙。」（《憶昔二首》）這是諷刺肅宗寵信宦官李輔國,害怕皇后張良娣，聽任他們相互勾結，打擊忠臣，敗壞朝綱。對於代宗信任宦官程元振，剝奪郭子儀兵權，致使吐蕃攻入長安，君臣落荒而逃，長安百姓陷入滅頂之災，這一敗國行徑,他也給予辛辣的諷刺：
「犬戎直來坐御床，百官跣足隨天王。」（《憶昔二首》）「天子亦應厭奔走，群公固合思昇平。」（《釋悶》） 這些批評和諷刺皆對君主失道誤國而發，足以看出杜甫「忠君」思想的實質。
對於那些禍國殃民的群小，對於那些不修邊備總吃敗仗而習以為常的將軍，對於那些削刻百姓骨肉的地方官吏、恃險作亂的地方軍閥，杜甫總能站在國家利益的高度投之以諷刺、規勸或討伐。
反之，對於那些在戰亂中為國捐軀的英雄義士，在政治鬥爭中為**勢力所殘害的國士，杜甫從未忘記作詩深情悼念，為國失良材而老淚縱橫。杜甫這種偉大的愛國思想，曾經感染了一代代後來者，這是維繫中華民族統一和促進其發展的強大的精神力量。
杜詩的藝術成就也是巨大的。他繼承並發展了《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使現實主義詩歌創作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筆觸客觀嚴謹，忠實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極富生活氣息。
風格以沉鬱頓挫獨步於詩壇，具有鮮明的抒情性格。敘事詩善於選材，寓主觀於客觀，是其最大特色。精於細節描寫和人物語言的個性化。
抒情詩則善於解剖內心世界，寄情於景，創造出深邃感人的意境。而語言之精煉，「語不驚人死不休」 的創作態度與實踐，更為後人所折服。他所開創的「即事名篇」的樂府詩的命題方法，徹底結束了前人用舊題寫新事的文不對題的局面，為後來白居易等人倡導的新樂府運動奠定了基石。
杜甫對各種詩歌體式都是擅長的，尤其是律詩，一直被後人奉為創作上的典範。他無愧於「集大成」的詩人的美譽，無愧於「詩聖」的定評。正如元縝在《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中所論：
杜詩「上薄**，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
杜詩雖因其對現實的深刻批評而冷落於當時，但是到了中唐終於被人們認識了它的價值，中唐詩人張籍曾把杜詩一卷燒成灰末摻入飯中吃下，目的是「使我肺腑常清新」，用杜詩的精神營養自己。當時的韓愈和白居易都積極推揚杜詩。此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時代的更替，杜詩獲得了越來越深的認識和越來越高的評價。
自宋代起，杜詩注本漸趨增多，而以清人的研究成果較為顯著。比較著名的注本有郭知達《九家集註》、金鸞刻的《集千家注杜工部詩集》、胡震亨的《杜詩通》、黃生的《杜詩說》、浦起龍的《讀杜心解》、楊倫的《杜詩鏡銓》錢謙益的《杜詩箋註》仇兆鰲的《杜詩詳註》等。當代研究杜詩者亦具規模，杜詩選注本幾曾出現，又有四川文史研究館編寫的《杜甫年譜》、馮至的《杜甫傳》劉開揚的《杜甫》朱東潤的《杜甫敘論》、陳貽焮的《杜甫評傳》等相繼問世。
陳貽) 焮先生的鉅著資料翔實，見解頗新，每能給人以啟發。
杜甫簡介：杜甫(公元712-770），字子美，唐代著名詩人。祖籍襄陽（今屬湖北），生於河南鞏縣。
杜甫出生於一個有著文學傳統的家庭中，他的爺爺杜審言也是唐朝（武則天時期）著名的詩人，所以他7歲開始學詩，15歲時就已揚名。杜甫的詩歌現存1400多首，它們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20多年的社會情況，生動地記載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經歷，同時，這些詩歌把社會現實與作者個人生活緊密地結合起來，達到思想內容與藝術的完美統一，也代表了唐代詩歌的最高成就。所以，杜甫的詩歌被後代稱為「詩史」。
杜甫的一生可以分為5個時期。
讀書、漫遊時期（公元712－744）：杜甫從小學詩，二十四歲時曾參加進士考試，但沒能考取。他在這一時期裡，漫遊了齊、趙、樑、宋。
遊齊、趙時，曾先後和高適（《別董大》的作者）、李白等人打獵取樂、登高懷古，並和李白結下了「兄弟」般的情誼。
困守長安時期（公元746－755）：杜甫30多歲時曾到長安求官，但因為當時的皇帝身邊有幾個奸臣，所以杜甫的一些見解沒能被皇帝採用，他也因此開始了挨餓受凍的困頓、屈辱的生活，甚至為解決衣食問題而去賣藥。這種現象直到他44歲時才有所改善（此時，他被任命為「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這十年的困苦生活的磨練，使杜甫接近了人民，看到了政治的黑暗，統治階級的罪惡。
流亡時期（公元755－759）：《春望》就是在這一時期中寫下的。杜甫在投奔新皇帝的途中被俘虜，後來冒險逃出。
在後來的為官中，又因觸怒了皇帝而使他失去了做官的興趣，於是，歷經千辛萬苦，來到了四川。這一時期中，由於杜甫深入了人民的生活，並真正投入到了戰鬥中去，所以寫下了許多優秀的詩篇。比如著名的「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
卜居西南時期（公元759－768）：杜甫在成都得到了親友的資助，建了一座草堂（後稱「杜甫草堂」）定居。在這裡，他被一個叫嚴武的人推薦做了「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他也因此又被稱為「杜工部」）。
這一時期，杜甫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相對減少，抒情詩成為他創作的主要內容，比如我們學過的《江畔獨步尋花》、《望嶽》等。同時，詩作數量豐富，形式也更為多樣化。
漂泊時期（公元768－770）：年老時的杜甫領著家人離開四川，準備回老家。但因為年老窮困，沿途漂流，最終沒能如願，病逝於湘（今湖南）水舟中。
在杜甫生活的近60年的時間中，隨著年代的不同、環境的不同、以及作者本身思想、情緒的不同，所創作的詩歌的思想內容也有所不同。杜甫的詩歌，有的記敘時事、議論時政，有的表達了作者憂國憂民的思想感情，還有的流露出其熱愛生活、熱愛大自然的情感，以及對親朋鄰里的真摯情意。但無論內容如何，杜甫詩歌總體來說具有「沉鬱頓挫」的風格，同時，有著精於錘鍊而又天然自成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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