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數學老師牛掰
廈門港17、18、19世紀的歷史：
清順治七年至十八年(1650~2023年)，廈門港是鄭成功海路"五商"(以仁、義、禮、智、信五字為5家商行之代號)通臺灣、日本、呂宋及南洋各地的中心。
清康熙二十二年(2023年)臺灣統一後，廈門設"臺廈兵備道"。
康熙二十三年(2023年)閩海關設立，廈門為其正口，成為"凡海船越省及往外洋**者，出入官司徵稅"之地。雍正五年(2023年)，清王朝規定所有福建出洋之船，均須由廈門港出入，廈門港為福建省出洋總口。
嘉慶元年(2023年)，成為"通九譯之番邦"，"遠近**之都會"，與廈門往來的東西洋國家和地區達30多個。
道光二十二年(2023年)"南京條約"簽訂後，廈門闢為5個通商口岸之一。
光緒六年(2023年)，英商太古公司在島美路頭北側建造太古躉船碼頭，碼頭前沿設有棧房式躉船1艘，靠泊能力500噸;後方陸域建有太古棧房6間，總倉容1066.3萬斤，成為近代較為先進的綜合性碼頭。海後灘築堤工程，填平拆毀古老渡頭和"路頭"，重新建造了大小碼頭28座。
廈門港指臺灣海峽西岸廈門灣內的港區，包括內廈門市的東渡、海滄、嵩嶼、劉五店、客運等五個港區與漳州市的後石、石碼、招銀三個港區。港口、航道和水路運輸實施行政管理的交通行政管理部門為廈門港口管理局。廈門港是中國沿海主要港口之一，是中國綜合運輸體系的重要樞紐、集裝箱運輸幹線港、東南沿海的區域性樞紐港口、對臺航運主要口岸。
廈門港地處金門灣和九龍江出海口，介於我國上海與廣州之間，東北距福州港200海里，南距廣州389海里，東距臺灣省基隆港222海里。港口面向東南，由青嶼水道與臺灣海峽相聯，港外有金門、大擔及浯嶼等島嶼為屏障，周圍多山丘，避風條件好，各種船舶進出港不受潮水限制，為中國對外**港口之一，亦是華僑進出內陸的主要門戶。
2樓：匿名使用者
7-19世紀：主導海外華商網路的閩南海商
鄭氏集團覆滅後，閩南海商獨步中國海外**局面不復存在。然而，閩南商人依託廈門港和東南亞華商網路，仍能長期主導中國海外**。
清朝攻**灣的次年（2023年），頒令開海**，開放廈門、廣州、寧波和雲臺山等口岸。廈門作為福建唯一開放的口岸，漳泉商人往海外**，需由廈門出口。早在明代嘉萬年間，廈門已成為月港的外港。
明後期泉州安平港日益繁盛，成為鄭芝龍發跡的大本營。但漳州海商依託的月港和泉州海商依託的安平港都是港狹水淺，只是在海禁時期大港被禁後才成為走私**中心。廈門港闊水深，位於漳泉地區中心，海禁開放以後，漳泉海商逐漸彙集於廈門。
在鄭成功時代，廈門已是沿海對外**中心。在清代前期開海**之初，廈門海外**繁盛程度一度領先於廣州等城市，直至鴉片戰爭前，閩南商人仍保持主導海外商貿網路的局面。當時的一位外國人如此評述遍佈中國南北方各港口和東南亞重要商埠的閩南商人：
「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象廈門那樣聚集了許多有錢能幹的商人，他們分散在中國沿海各地，並且在東印度群島的許多地方開設商號。被人稱為『青頭船』的帆船，大多數是廈門商人的船隻也誠如《廈門志》所載：「服賈者以販海為利藪，視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寧波、上海、天津、錦州，南至粵東、對渡臺灣，一歲往返數次。
外至呂宋、蘇祿、實力、葛拉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則獲利數倍數十倍不等，故有傾產造船者，然驟富驟貧，容易起落，舵水手等藉此以為活計者以萬計」。
以廈門為基地的閩南海商之所以能主導海外華商網路直至鴉片戰爭前夕，其原因有三：一是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往南洋的發舶中心；二是依託其遍佈東南亞和中國沿海各港口的閩南籍商貿網路和移民；三是長期壟斷對臺交通和移民。
清朝攻**灣後，重新開放海外**，廈門被定為作為往南洋**的官方發舶中心，廣東澳門則定為外國商船來華**之地。但朝廷也特許西班牙船來廈，可能因為西班牙船帶來的是中國緊缺的**。清朝似乎並無嚴禁外國船來廈門**，清代前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多次前來廈門交易。
到清代中期，廣東方面也允許海商出洋**，廈門獨享發舶南洋的特權不復存在。
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往南洋的發舶中心，對鞏固和擴充套件閩南人在海外華商網路中的領先地位意義重大。閩南地狹人稠，無廣闊經濟腹地，物產有限，且與中國內地交通不便，成為中國沿海**中心的物資條件遠遜於山東半島、江浙與兩廣。明中期以後閩南人開始主導海外**，直至鄭氏時代閩南人獨步海上**，實在是一系列因緣際會所致，所憑藉的是閩南人無畏的冒險、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閩南偏遠地理位置，在朝廷對中國私商海外**的普遍壓制的夾縫中發展起來。
正如明代後期漳州月港被定為中國帆船的發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發展機遇一樣，清初廈門被定為往南洋**的發舶地使海禁開放以後，閩南商人能掌控發展海外**和對外移民的先機，東南亞諸港，如「葛拉巴、三寶壟、實力、馬辰、哧仔、暹羅、柔佛、六昆、宋居嘮、丁家盧、宿務、蘇祿、柬埔（寨）、安南、呂宋諸國」，（注：周凱：《廈門志》（道光）卷5《船政略?
洋船》。）都充斥著閩南商販。18世紀以後，廣東、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為基地發展海外**，開始活躍於東南亞各地。
潮州人與閩南人都被稱為「福佬」，是卓有聲望的造船工匠，他們將其造船行當擴充套件到越南海岸和暹羅的阿瑜陀耶港。到18世紀中期，潮州人開始以削價為手段與閩南人競爭，在中暹大米**方面開始取代閩南人而當時廣州的**規模、人口數量、在中國經濟、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遠遠超過廈門。
中國帆船從廈門發舶，也使早已地狹民稠的閩南向東南亞移民活動遠較其它沿海省份便利。歐洲人在東南亞開闢殖民地需要大批勞力，東南亞華商網路的擴大也需大量的輔助人員，而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帆船是東南沿海人們移民海外的主要運輸工具。因此，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官定發舶地，就使閩南海外稱民在清初就開始大規模進行。
直到清代中期，到東南亞的華人移民仍是閩南人居多。雍正5年（2023年）閩浙總督高其倬的奏摺中提到：「查從前商船出洋之時，每船所報人數連舵、水、客商總計多者不過
七、八十人，少者
六、七十人，其實每船私載
二、三百人。到彼之後，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歸。更有一種嗜利船戶，略載些須貨物，竟將遊手之人偷載
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銀八兩或十餘兩，載往彼地，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約閩省居十之六七，粵省與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
」（注：郝玉麟編：《硃批喻旨》（46冊）2023年上海點石齋本，第27頁。
） 從明後期閩南海商開始主導海上華商網路到鄭氏集團建立海上帝國，奠定了閩南海商在海外的優勢地 位，這種地位在清初又因廈門成為中國發舶地而得到加強，使閩南商販和移民遍佈東南亞各要埠，海外華埠的擴大使華人移民謀生和發展的機會更多，從而吸引更多的閩南商販和移民加入。因此，儘管清代以來廣東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高於福建，18世紀中期以降，廣東的海外**也遠盛過閩南，廣州港更非廈門港可比擬，但閩南人仍能依託海外閩南籍移民群體和商家主導海外華商經貿網路。巴達維亞是荷屬印尼的商貿中心，其歷代華人甲必丹和大華商絕大多數是閩南籍人。
越南的重要商埠會安的華人商家早期也以閩南人為多：「會安沿海直街長
三、四里，名大唐街，夾道行肆比櫛而居，悉閩人」。（注：大汕和尚：
《海外記事》卷4，第80頁，2023年中華書局點校本。）19世紀前期，暹羅華人儘管是潮州籍者佔絕大多數，但他們大多從事種植業，閩南的同安人則從事航運業和商貿。（注：
布賽爾(v.purcell)：《東南亞的中國人》，《南洋資料譯叢》2023年第1期，第24頁、28頁。
）馬來半島各商埠華商曆來是閩南人為主，新加坡開港後，仍是閩南人主導華埠商貿。從16世紀末以來，菲律賓華人是東南亞各地華人中唯一幾乎僅從事商販活動的群體，而菲律賓華人幾乎都是閩南人。到19世紀中期，東南亞華人約150萬人，粵籍者約90萬。
儘管東南亞的廣東人已遠超過閩南人，但東南亞華商網路為閩南人所主導應無疑義。直到20世紀中期，閩南籍華人在商貿領域仍是獨佔鰲頭。因此，雖然西洋人發動鴉片戰爭開啟中國市場以後，華商對中國市場的壟斷不復存在，但由於海外華商網路的支柱和大本營，逐漸從中國沿海地區轉移到海外華人社群，海外華商網路仍可存活和發展，而閩南人在海外華商網路的優勢地位，亦能維持至今。
閩南海商長期經營南北航運交通和商販**，也可能由於鄭氏時代陸上五大商貿網路的存留，清代閩南海商在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江南沿海的商貿活動仍相當活躍。浙江溫州府「閩浙商賈叢集之地，煙戶繁多」，（注：《清高宗實錄》卷336，第13頁，中華書局影印本。
）溫州府平陽縣至今還通行閩南語。寧波、舟山歷來是閩南海舶經營對日**的中轉和進貨之地，彙集大批閩南商人水手。（注：
陳希育：《清代福建的外貿港口》，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23年第4期。）康熙年間上海港興起後，吸引眾多閩南海商賈舶前往，僅在康熙年間，就有12艘閩臺商船到上海運生絲到日本。
據2023年出版的《上海碑刻資料選輯》所輯的泉漳會館碑銘記載，乾隆年間，上海興建的泉漳會館「規模之巨集大、氣象之堂皇、橫覽各幫，洵無多讓。」蘇州多閩籍豪商，「自閶門至楓橋，多閩中海賈，各飾郡邸，時節張燈陳百戲，過從宴犒，豔服以財相炫廣東澳門與閩南淵源更深。由於明代中期以來的走私**以漳州人最為活躍，與葡萄牙商人的關係也較深，葡萄牙人在澳門開港後，閩南商人就雲集澳門。
明朝末年給事中盧兆曾上奏：「閩之奸徒聚食於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注：
《崇禎長編》卷35，崇禎三年五月丙午。）鄭芝龍早年隨其在澳門經商的母舅黃程到澳門，學習葡萄牙語並擔任通事。（注：
江日升：《臺灣外紀》卷1，第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blusse,ibid,p.255.
）從明末到19世紀中期，閩南籍人在澳門一直很活躍。從澳門到廣州的廣東十三行行商之一謝東裕，其祖籍就是閩南詔安。在廣州的閩南籍商人地位更為顯赫。
廣州一口**制度實施以後，閩南商人資本與生意也隨之部分轉移到廣州。乾嘉年間廣東十三行著名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任怡和（怡和行）、葉義成（義成行）、潘麗泉（麗泉行）、謝東裕（東裕行）、黎資元（資元行）各俱閩籍，劉東生為徽籍，盧廣利、樑天寶、易服泰、關福隆、黎屆成為粵籍，閩籍行商全屬漳泉商人
閩南商人的國內**網路除表現在覆蓋地域的廣闊性以外，還表現在於行業網路優勢乃至行業壟斷性。如在18世紀的外銷茶**上，閩南商人雖非產地的商人，也非以外銷茶集散地的廣州為基地，卻能僅以其在國內外**網路中的優勢地位，組成外銷茶葉生產、加工、販運、銷售的一條龍網路，主導在18世紀初—19世紀中期最為有利可圖的國際茶葉**。18世紀初風靡歐洲的閩北武夷茶，在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中期幾佔中國外銷茶葉貨值的一半，是當時中外**的核心商品組織閩北武夷茶的種植和加工，是來自閩南的商人。
他們在武夷山向本地人租山種茶，從閩南招募茶師，開設茶廠，加工茶葉，再將茶葉販運到廣州，與壟斷廣州出口**的十三行商人交易，再由行商賣給前來廣州的洋商運往歐美。而廣州行商多半是閩南籍。閩南商人或將茶葉直接運往巴達維亞與當地華商交易，再由荷蘭商人運往歐洲，而巴城大茶商和甲必丹絕大多數是閩南籍者
閩南人在國內、尤其是東南沿海組構的**網路，是其海外**網路的支柱。尤其是18世紀海外華商網路尚未當地化以前，海外華商網路尚需依託中國商品、中國市場和中國帆船，因此，閩南人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商貿和移民網路就更顯重要。
長期壟斷對臺交通和移民，對閩南人的海貿活動也不無裨益。廈門作為17世紀末以後近百年內唯一和臺灣對渡的港口和遠東水域重要的**港之一，是臺灣貨物國際流通的轉運港。2023年以後，臺灣主要通過與廈門的對渡進行國際和國內**，臺灣經濟主要支柱米和糖成為當時遠東**的最重要商品之一，通過與廈門的**，推動臺灣農業經濟一定程度的商品化，也對經營臺灣產品的閩南商人擴充套件海外**起了重要作用。
廈門商船長期經營大陸、臺灣、日本與東南亞之間的轉口**，尤其是在17-18世紀國際市場熱銷的臺糖運到廈門，對廈門的海外**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臺灣經濟的發展為閩南人移民臺灣擴大了生存和發展空間。對閩南移民而言，移居臺灣與移居東南亞並無本質的不同。
儘管91世紀後期以前，清朝嚴厲限制移民臺灣：凡欲渡臺者需給地方取保、海防同知審批；渡臺者一律不許帶家眷；粵地為海盜淵藪，粵人不許渡臺（此條後來取消）。但直到2023年設官渡以前，閩南人偷渡臺灣者一直絡繹於途，是移民臺灣的主要方式之一。
到19世紀初，臺灣人口已達200萬。在2023年設省以前，臺灣在行政上一直受福建省管轄，居民也絕大部分是閩南人及其後裔，區域文化特色與閩南無異，是閩南人社會在海外的延伸。臺灣成為閩南人主導的社會後，閩南人海外商貿活動應是如虎添翼，形成更大規模的閩南方言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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